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制造业的核心。陕西是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历史上曾有过辉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相对缓慢，在全国位次后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省确立了建设工业强省的战略大思路，出台《关于加快“一线两带”建设，实现关中率先跨越发展的意见》，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成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着力点。只有重振装备制造业雄风，提升我省工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才能以结构优化拉动经济总量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的目标。

    一、装备制造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一）装备制造业的内涵和特点

    “装备制造业”主要指生产资料制造业及相关的零部件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投资类产品的行业的总称。装备制造业以机械工业为基础，融合电子、冶金、化工等相关产业为一体，它涵盖了主机产品、维修配件和技术服务等，包括8个大类，分别为：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武器弹药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它是我国工业领域中最大的产业，也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的第一大产业。

    与其他工业部门相比，装备制造业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①社会各种发明创造、技术进步最终都被融合进生产工具的改进中，装备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手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②装备制造业是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技术手段，产业链条长，对前向和后向产业的带动和波及效应明显；③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更新速度高于其他工业；④装备制造业收入弹性大、附加价值高、就业率高、节省能（资）源、生产率上升快。 

    （二）工业结构演变的理论与一般规律

    在产业结构理论方面，库兹涅茨等人从经济结构的转换上，对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作了科学的分析。

    实践中，早期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道路，代表着工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主导产业沿着农业-轻纺工业-基础工业-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加工组装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顺序依次递进，故工业结构先后经历轻纺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演变轨迹，并且每一阶段都对应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工业结构变动一般是从轻工业起步，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开始向以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业转移，然后在基础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由原材料工业为重心向加工、组装为重心的高加工度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心，逐步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重心，再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重心的方向发展。

    工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反映了生产力发展规律，也反映了人类消费需求变化的一般规律。首先民以“食”为天，要发展农业，接着就是“穿”，发展轻纺。衣食满足了，就得解决住、行、用、安全等问题，需要发展建筑、汽车、家电、国防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都离不开工具——机器装备。可见，随着技术的进步、消费需求的转变，装备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三）装备制造业在产业结构高度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载体，属于“资源性”和“条件性”基础产业；而装备制造业，是技术的载体和转化的媒体，是“手段性”基础产业，其产品是各行业的生产装备。当今世界，国际竞争越来越成为技术、质量、效率的竞争，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高低直接决定国民经济中其它产业的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是提升国防实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坚强保证，是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关键性部门。

    从工业化进程看，建国初期，我国推行“赶超战略”，主导产业跨越轻工业和基础工业两个阶段，从农业直接迈入以军工装备为中心的重加工组装工业。但是，生产力发展规律不可违背，我们不得不在80年代补轻工业、90年代补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之课。致使装备制造业在两次产业补课中受到“冷落”，导致大多数先进设备和核心技术依靠从国外大规模引进，严重影响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到90年代中后期，装备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

    从未来发展格局看，装备制造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不会成为“夕阳产业”。我国现在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陕西才初步进入中期阶段，急需通过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来推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此外，工业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一直封锁尖端装备对我国的出口和关键技术的转让，装备制造业在保障供给、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此,国家“十五”计划和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总之，加速发展装备制造业，已成为我国近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战略任务。

    （四） 国际上装备制造业发展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一度执世界装备制造业牛耳，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到70年代，美国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扶持力度明显减弱，致使装备制造业遭到国际竞争者的致命打击。1973年日本节能型轿车乘机大举进入美国市场， 1980年日本轿车产量首次超过美国。与此同时，美国的其他产品如机床等也节节败退，竞争力明显低于日本、德国乃至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不仅物质生产基础受到削弱，而且贸易逆差增大。美国经过若干年的亡羊补牢，装备制造业才重振了昔日的雄风。进入90年代，汽车、数控机床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第一，工业化这个阶段不能跨越，我国必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二，装备制造业在我国现阶段仍是国民经济强盛的关键所在；第三，在工业化的任何发展阶段上，装备的技术进步自始至终都是工业化的关键。

    我们认为，为加速我国经济现代化，进口先进技术装备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建国初期奠定工业化基础，还是改革开放后使我国经济的技术水平再上台阶都很重要。但是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美国考克斯反华报告、美国针对中国的高技术机床禁运的法案等等。尤其是60年代，原苏联终止对华技术援助，西方国家又实行对华禁运，给我国国防尖端设备及重要基础产业所需的研制造成很大困难。装备制造业对国家经济安全有至关重要影响的实例，令人记忆忧新。中国必须靠自己装备自己。

    陕西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老基地，除了军事装备外，还有大量民用装备。陕西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关系陕西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跨越式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

    二、陕西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大环境

    （一）世界科技和经济走势对陕西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全面深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给陕西装备制造业在多层次、多领域、高起点上寻求发展提供了机遇。    （1）经济全球化趋势提高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使国际贸易大幅度增长。全球制造业的梯次转移效应，有利于我省发挥比较优势，主动地、有选择地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迅速吸收掌握国外先进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我省装备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也为我省利用自身高科技优势选准切入点、抢占制高点，逐步融入全球装备制造业体系，实现与国际接轨，促进我省整个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2）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步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开放市场，促使装备制造业市场出现多样化、分散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世界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和潜在的市场需求，为陕西装备制造业开辟新的发展领域，在多层次、较高起点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为加速陕西传统装备制造业提升改造，提供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机遇。

    3、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领域与市场，有利于陕西装备制造业的对外融资和合作。当然，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推动下，会遇到更多、更强的竞争对手和更复杂的竞争环境，一些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装备加工企业，将受到严重冲击。国际经济的波动，特别是发达国家新经济受挫和IT业泡沫的破灭，也会殃及我国装备制造业，都对陕西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

    （二）加入WTO对陕西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加入WTO，陕西装备制造业既面临冲击，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1、加入WTO，为陕西装备制造业带来良好发展机遇。一是根据WTO的规则，我国将逐步调整外资外贸政策，实行无差别国民待遇原则，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这将进一步增强外资与中资合作的安全性。这样，既为陕西装备制造业充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带来良好机遇，又有利于扩大陕西机电等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创造外资与内资双赢的环境。二是由于我国未签订政府采购协议，加入WTO，政府采购将成为保护和振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三是根据WTO规则，我国将会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陕西装备制造业老企业多，传统产品较多，税制改革会给其带来产品更新和技术升级的契机。四是加入WTO，所得税优惠对象将从以外资企业为主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陕西的装备制造业比重较大，可充分享受这种政策优惠，极大地调动其发展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我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

    2、加入WTO，陕西装备制造业必将面对新的挑战。一是WTO要求国有企业按国际上通行的商业规则运作，取消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各种扶持和支持。目前，陕西装备制造业国有经济比重很高，直接威胁到陕西装备制造业中缺乏竞争力的产品和部门的生存与发展。二是加入WTO，我国对外关税减让和取消非关税壁垒将会对陕西装备制造业形成一定冲击。三是加入WTO，对我国高档优质产品市场的冲击颇大，尤其是在装备制造业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为突出，这势必给陕西现有企业和行业的发展造成强大挑战。四是如果说加入WTO对我国的制度创新带来众多机遇，那么同时也对我国政府和企业的管理以及制度创新提出实质性挑战。实现陕西装备制造业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的优化管理和创新等，都是急待解决的课题。

    （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陕西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1、中央的战略决策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都为陕西装备制造业在结合自身特点，开发创新思维，找准立足点，寻求发展等方面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国家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这就为陕西装备制造业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合理利用外资开发优质产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加快结构调整和对外开放步伐，选准“退"和“进"的方向提供了条件。

    3、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能源结构，重点推进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工程，发展西部地区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等都使陕西装备制造业有用武之地。

    4、受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台湾问题等国际局势影响，使我国把国防军事目标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国家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相应向西部国防科技工业倾斜。陕西是全国最大的军工省份，而陕西装备制造业有相当部分属军工企业，无疑将给陕西装备制造业带来改革开放以来最大最直接的机遇。

    5、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建设西部经济强省，陕西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一线两带”建设，实现关中率先跨越发展的意见》和《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实现关中跨越式发展规划》，这就从政策上为陕西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6、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国家又加快东北等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与西部大开发共同构成东西双轮驱动。陕西作为地处西部的全国老工业基地之一，面临双重机遇，如果能争取列入全国老工业基地的大盘子，进入国家调整、改造的范围，就能得到国家优惠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三、陕西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陕西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1、“一五” 、“二五”及三年调整时期：陕西装备制造业高点起步。“一五”时期，国家将156项中苏联援建的21项装备制造业项目（占全国31.5%）放在陕西，高水平地奠定了陕西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基础。“二五”时期，国家又在陕新建和迁建一批装备工业骨干厂所，搭建起主体骨架。从1953-1965年，陕西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4.2 %，高出全省工业年均增长率12.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9.5%上升到36.8%，跃居为全省第一支柱产业。

    2、“三线建设”时期：陕西装备制造业形成完整体系。以军工为主的装备制造业继续作为重点，进行大规模建设。航空、航天、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形成规模，成为国家重要科研生产基地；装备制造业的八大门类全面发展，形成互相配套的科研生产体系。1966-1975年，装备制造业累计投资24.9亿元，占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总投资的38.7%；1975年装备制造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1.8倍，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39.2%，作为第一主力领跑全省工业发展。

    3、改革开放时期：陕西装备制造业在调整改造中得到提高。这一时期，装备制造业继156项之后，大范围地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进行更新改造，走上内涵式发展轨道。1980-2002年，装备制造业总产值翻了四番，年均增长率12.9%。这种增长不再是靠大量建设新厂支撑，而是靠结构调整、技改和改革实现的。

    陕西装备制造业以其发展历程表明：它是陕西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是陕西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二）陕西装备制造业的特点

    1、起步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科技优势和自主研制能力。

    陕西装备制造业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建设起点较高，技术水平在国内后来居上。“一五” 、“二五”时期建设的大部分军工项目，都是苏联帮助设计，并提供成套技术和关键设备，总体上接近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这一时期新建的民用装备制造业项目，有些也从苏联和东欧引进了先进技术，因而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陕西装备制造业高科技特征突出，具有开发高技术产品的巨大活力。其中航天、航空、核工业和电子信息业是在国家占有重要地位的高科技产业。陕西的这一优势主要是计划经济时期装备制造业长期超前发展积累起来的。

    2、门类基本齐全，拥有一批优势行业和产品。

    陕西装备制造业分布在8个大类、37个中类。1998年特别突出、竞争力较强的行业是：武器装备制造业，位居全国首位；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国内市场竞争力排名第8位，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国内市场竞争排名第6位，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国内市场竞争力排名13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国内市场竞争力排名13位；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虽然总体竞争力排名靠后，但金属切削机床、风机、石油设备的产品销售收入分别居全国第6位、第5位和第6位。依托行业优势，陕西装备制造业打造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产品,其中包括：高压开关等输变电设备，挖掘机等工程机械，数控机床等机床工具类产品，重型汽车、豪华客车等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品，军、民用飞机、燃气轮机、航天发动机，程控交换机、移动通信设备、雷达及卫星导航应用系统，计算机及显示终端，彩色显象管、偏转线圈及其它电子元器件等。

     3、陕西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国有企业，骨干是国家投资建设的中央企业，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多是它的一大特色。

    多数大中型骨干企业在本行业领域是“ 国家队”的主力队员，其中有些还是行业的“排头兵”，有的厂、所甚至是国家的“独生子”。经过近10多年的市场洗礼，其中不少发展成为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较强的企业集团。目前，全省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上5亿元的大企业、大集团已发展到15家。

    4、国防科技工业实力雄厚，武器装备制造业位居全国第一。    陕西共有大中型军工企业73个，占全国军工企业总数9.3％，占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17％；独立科研院所33个，占全国军工科研院所的12.1％；职工26.82万人，占全国军工从业人员的12.7％；专业技术人员11.2万人，占全国军工系统专业技术术人员17.3％；固定资产净值207.95亿元，占全国军工固定资产净值9.5％。军工资源占据全国之首，军工技术覆盖航天、航空、兵器、电子、核、船舶六大行业和众多学科，在高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跟踪研究和自主开发能力。“八五”以来，共取得科技成果4000余项，相继研制出飞豹歼击轰炸机、空中加油机、重型反坦克导弹、4-25自行高炮等一批先进武器。在国庆50周年阅兵的武器装备中，由陕西军工集成抓总的9项，承担重要配套任务的10项。“九五”末以来，陕西军工承担着全国1/6的高新武器装备研制任务，军品技改投资占全国1/5以上，近4年军品产值增长了136.6％。军工主导民品如运七客机、运八民用机、卫星运载火箭和卫星应用系统的开发，也取得显著成就，初步形成军民兼容的高科技产业雏形。

    5、空间布局集中，产业聚集度较高。

    陕西装备制造业1965年以前主要是在关中陇海沿线布局建设，当时的大中型企业全部集中在这一地带，在宝鸡、虢镇、蔡家坡、兴平、咸阳、西安、临潼、闫良、渭南、华阴形成串珠式分布、团组成聚集的企业群落。三线建设时期，工业布局向陕南、陕北延伸，装备制造业在汉中阳安铁路沿线密集布局，并有部分企业分散在商洛、铜川、凤县山区。针对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七五”开始，经过10多年时间，投资36亿多元，对分散建在商洛、铜川、凤县山区以及其他进山太深的43个企业进行了调整搬迁改造。三线调整进一步加强了优势区位的产业聚集。在西安周围形成了现代化的电子城、航天城，在宝鸡、咸阳、汉中、渭南市也建起了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上述五市集中了全省装备制造业总产值的 99.0 ％,企业的 94.6％,资产总额的 99.1 ％,具有形成产业集群的有利条件。

    (三) 陕西装备制造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整体竞争力下降，在国家和我省经济排序中的位次后移。

    陕西装备制造业原有优势逐步减弱，市场竞争力1998年在全国的位次降至第14位，2002年又降至第17位。对陕西装备制造业近50年时间跨度上做纵向比较分析也同样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53年至1970年为快速上升时期，由9.5％上升为45.7％，从1970年开始大幅度下滑，由45.7％降为1980年的34.8％，降幅为10.9个百分点；1980年至1990年为较平稳的发展阶段，10年间比重上升0.4个百分点；1990年以后，又下滑至2002年的33.9％，12年间降幅为1.3个百分点。如果从1970年的历史最高点作比较，到2002年比重下滑了11.8个百分点。相应地，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在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也由1980年的11.8％降为1990年的7.9％，2002年进一步降为7.5％。

    2、资本结构单一，非国有制经济在装备制造业中比重很低。

    我省的装备制造业仍是国有经济当“主角”。1998年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为7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比西部条件相似的四川省高出20.1个百分点。相应的，非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只有24.5％，其中集体资本占3.28％，法人资本占 14.03％，个人资本占3.86％，港澳台资本占0.4％，外国资本占2.93％，非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7.02个百点，其构成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82、3.89、2.55、6.72和15.13个百分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不力，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所有制结构不够合理，严重制约陕西装备制造业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

    3、产业组织程度低，大企业不大不强，中场产业薄弱。

    产业组织程度低突出表现在：企业按隶属关系被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区域内的产业关联和协作程度较低，产业整合和企业重组困难，区域之间乱抢项目，互相拆台，重复建设，布局混乱产业结构雷同化严重，产业集群效应不够明显。

    企业经济规模偏小，大企业不大不强，缺乏带动力强的特大型企业集团。目前已形成的16家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产品销售收入最多的只有35.94亿元，在全国排237位。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协作不够发达，中场产业薄弱。中场产业是指处于最终产品装配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之间的零部件、元器件、中间材料制造业。陕西原来从事零部件、元器件、中间材料制造的中小企业不少，有些还是国家定点的专业化生产企业 。但由于专业化协作水平低，许多最终产品装配厂追求“大而全”，难以进入大企业的协作体系，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甚至破产。2000年，海星集团生产PC机的公司部分外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电子元器件供应环节薄弱。

    4、经济运行质量差，效益低下。

    据2002年对全国31个省(市、区)装备制造业各项指标排名，我省反映产业实力的指标居中游偏上，其中资产合计第12位，固定资产原价第11位，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第14位，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第14位，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第12位；反映出规模的指标居于中游，其中工业总产值（当年价）第17位，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第17位，产品销售收入第17位；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则居于下游。这说明我省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效益与产业规模、特别是实力规模极不相称，经济运行质量处在全国装备制造业平均水平之下。在省内工业行业中，装备制造业的经济运行效益也处在偏下水平。2002年，装备制造业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税为11.48元，产值利税率为6.5％，劳动生产率为37670元/人，分别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低3.18元，低7.66个百分点和9196元/人。

    5、人才流失严重，高级技能人才短缺。

    据有关部门调查，我省平均每年流出科技人员4000多人。1997年到2000年，陕西军工系统高级人才的流出与流入比在12：1以上，中级人才的流出与流入比在8：1左右。庆安公司各类人才的流失率达到62.8％。在一些特困企业，能够外出应聘的人才已基本流失殆尽。同时高级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据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培训处的估计，全省今后3到5年内最少需要中高级技工80万人，其中高级技工以上需要30万人。据西安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对2002年第四季度劳动市场职业供求状况的调查，西安市对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需求旺盛，而供应为零，中级工供不应求，初级工供过于求。高级技能人才出现“断层”、“断档”很不适应产品高技术化的需求，“陕西制造”将面临无人制造的窘境。

    （四）陕西装备制造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1、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变化，直接影响到陕西装备制造业的兴衰。

   “六五”以后，装备制造业在全国的产业地位逐步下降，陕西制造业也跟着下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装备制造业被视为“夕阳产业”、“旧经济”受到冷落。由于指导思想的偏颇，产业结构升级急于求成，在发展新经济，实行“退二进三”和压缩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同时，造成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空心化。国家区域战略的变化，特别是实施梯度发展战略，对陕西装备制造业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

    2、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严重阻碍产业资源的区域合理配置。一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不到位，产权结构不合理。装备类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占”、“一股独大”的问题，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尚未实现。与此关联的是，由于职工安置、资产处置等方面的原因，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困难重重；同时，实力较小的民间资本更难进入装备制造业这样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二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目前，装备制造业的国有资产基本上仍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掌握在政资不分的行政（或行业）管理部门手中，形成条块分割局面。各部门、各地市受自身利益驱使，各行其是，自成体系，互相争项目，争资源，争市场，重复建设的现象有增无减，导致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严重，而互相配合，开展横向协作联合的难度越来越大。

    3、投资强度偏低，研发经费严重不足。1980-2002年，陕西装备制造业的投资规模在全省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日趋下降，装备制造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全省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的平均增长速度。研发经费不足是制约我省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的主要矛盾。2002年，我省大中型企业销售收入1103.84亿元,研发支出17.53亿元，占销售收入1.59％，尚未达到国外最低水平，与东部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从投入产出关系上看，我省装备制造业与沿海发达省市装备制造业在发展速度、经济效益上的差距，是投入不足造成的必然结果。

    4、人才发展环境存在缺陷，技能人才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人才政策导向失当，重科技人才，轻技能人才，技能人才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导致人才结构失衡。企业录用人员对学历提出过高要求，工资分配简单按学历高低划档，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教育方面盲目照搬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高教育—高技术—高增长率”的三位一体模式，重高等教育，轻初、中等教育，教育结构不适应经济发展需求，职业技术教育相对萎缩，一些中专、中技学校一度也转向学历教育，从而使技能人才短缺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5、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同时并存。一方面，过多的行政干预往往使市场机制失效，阻滞市场体系的发育成熟。如资产、技术和产权的流动重组由政府操控，生产要素市场活跃不起来，各种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也受到制约；同时还容易触发“寻租”现象，强化行业壁垒，恶化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在规范市场秩序，改善投资环境，提供社会保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方面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当前，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战略不够明晰，产业政策还不完善，行业管理比较混乱，对特困企业的援助不够得力，这些问题尚未引起各级政府重视，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