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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被简称为“三农”问题,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当前还表现在“公司加农户”中公司和农户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城乡关系问题,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农民和非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涉农部门和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在“三农”问题中,农业问题是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的问题。在经济欠发达的陕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
建国5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陕西农业、农村、农民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在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在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乡镇企业,改革户籍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加大农村扶贫力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城乡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近年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伴随着城市国企改革形成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村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的潜力丧失殆尽,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成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道大难题。“三农”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陕西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影响了城乡的可持续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中国加入WTO,
“三农”问题面临的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三农”问题与城市(镇)、非农产业关系的失衡,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陕西“三农”与国民经济关系再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我们将分四期刊登研究结果以飧读者。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但农民仍占绝大多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焦点都在农村。农村小康是全面小康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积累和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民的衣食之本,农业的发展决定国民经济的兴衰和工业化的进程。
与全国一样,当今陕西农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经过改革开放,少数农民成了企业家、老板、暴发户或者贫困户,绝大多数农户已跨过了温饱线,正在向小康迈进。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离土离乡,进入了城市、工矿及乡镇企业,农民打工虽然工资不高,但较低又长期稳定的物价水平使他们仍有积累,于是,“能有活干或能长时期地干活”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往往决定着农户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增收的后劲。
陕西农业已经由传统的自给自足向商品经济转变。农业生产的方式由传统的“靠天吃饭,一年两季(夏、秋)以粮为主”的粗放经营向设施农业、集约经营转变。传统农业效益下降,农产品市场开发困难加大。
陕西农村与城市相比,基础设施、文化、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的人才、资金大量流失,发展后劲不足。农民负担、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基层组织、社会治安、干群关系及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日益突出。
陕西“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产品生产由长时期的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
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九亿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1997年以来,由于农产品生产由长期的短缺状态转变为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业生产的效益明显下降,“种地”很难带来农民收入的继续增加,农民收入增幅减缓,甚至出现“增滞”现象。与此同时,农民收入的构成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尤其是劳务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农民增收。近两年来,陕西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市转移的规模缩小,时间缩短。2001年,陕西当年转移劳动力比上年同期减少34.4%,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3.59元和157.02元,分别比2000年下降了12.21%和16.96%。
陕西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几年来基本稳定,尤其是粮食一直处于1000万吨左右,以水果为代表的经济作物产量稳中有升,但收购价格指数却稳中有降。1995年到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由507下降到400。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农民出售农产品少收入两成以上。种粮微利甚至勉强保本,蔬菜、水果、畜牧业效益下滑,农民增收常常寄希望于二三产业的劳务收入,而陕西二、三产业发展滞后,使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加大。
卖方市场已转变为买方市场,启动消费市场难度加大。陕西农民和城市居民面临相同的压力,即:“房子、医疗、教育”的预期支出巨大,在国民经济连续几年的通货紧缩背景下,加重了农产品的相对过剩所带来的价格下跌,加重了农村消费市场的疲软,加重了社会购买力的不足。目前,陕西农民收入增涨缓慢,而大宗花钱项目如看病、子女教育、建房及红白喜事等使预期支出压力增大,严重抑制了城乡消费市场的启动。
(二)大宗农产品收购政策时收时放,农产品卖难问题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尤其是粮、棉、油等大宗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农产品的流通政策,经历了“时收时放”的波动政策环境。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产农产品自食自用份额日渐下降,商品率逐年提高,对流通体系的依赖越来越强。改革开放后,国家基本放开了农产品的收购政策,各种各样的“贩运大军”介入农产品流通领域。期间,为稳定价格,国家又加强了对粮棉的专营。随着农民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陕西以发展果业为主的农业结构调整,使其产量及商品率快速提高,靠“果商、贩子”完成每年四、五百万吨的苹果的销售任务,有些勉为其难。葡萄、梨、石榴、柿子、核桃、药材等土特产品的销售,也成为“头等大事”了。
农产品生产分布在千家万户,销售商难以确定。行情来了,一哄而上当“贩子”,没行情了,一哄而散,纷纷转行。农产品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全部由农民承担。定单农业已经出现,所占市场份额微乎其微。“市场”已成为陕西农业发展的“瓶颈”。
(三)经济发展力度增强,可持续发展引起关注
陕西GDP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城乡持续发展力度增强。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可持续发展已引起关注。
随着一大批设施农业在陕西的全面推行,新品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陕西农业的综合生产力水平。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从整体上看并未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风调雨顺就增产,遇到自然灾害就减产。
从1999年起,国家正式启动“退耕还林”工程,陕西是重点省份,经过几年来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已取得了明显效果。1999?2002年国家共确认和下达陕西退耕还林面积1376.8万亩,其中退耕还林816.1万亩,荒山造林560.7万亩。已经验收兑现1061.4万亩,其中退耕还林715万亩,荒山造林346.4万亩。共向77.9万退耕户发放粮食7.06亿公斤,现金补助1.44亿元,种苗补助2.58亿元。
(四)入世使“三农”问题国际化
中国加入WTO后,机遇与挑战并存。入世后,国际农产品市场对我国及陕西的冲击和影响尽管目前还无法量化,但开放的农产品市场及农民手中的存量,强烈地抑制了农产品价格的反弹,这种影响不会是局部的和短期的,将会在今后5-1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逐渐地显现出来。
陕西的地缘劣势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农产品市场国际化了,陕西农产品市场占有率难以扩展,全国市场被部分进口农产品重新瓜分,陕西省内市场被国际、国内农产品重新瓜分。面对国际市场“影子价格”潜在的替换,陕西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已很难像过去一样明显。
中国加入WTO,农产品市场国际化,为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新的平台。与发达国家相比,陕西农产品在政府补贴、规模化、标准化、价格、市场发育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城乡生产要素相互流动
随着改革的深入,城乡二元结构正在改变,户籍制度在逐步松动,限制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流动的政策在逐步取消,正在朝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发展。
金融机构吸纳农村资金。银行商业化改革,遵循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规避市场风险,四大商业银行极少对收益低风险大的农业投放资金,邮政储蓄只储不贷,农村资金流入城市、流入非农产业。
户籍制度的松动,给农民进城提供了方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在城市寻求就业机会。陕西省每年有4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外打工,其中部分流入城市。户口、学历、年龄、性别等条件,使农村劳动力流向脏、累、险、差的行业,且常常是“黑”打工,安全没有保证,经常发生工资拖欠和伤亡事故。
城市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少量流入农村,部分城里人在农村承包果园、承包荒山、兴办工厂、苗圃、养殖场,“圈地”谋求发展。
(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猛,农村投资份额偏小
1995年-2000年,陕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324.3亿元增加到745.8亿元,年均增长18.1%,其中,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由12.6亿元增加到31.1亿元,年均增长19.8%,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由51.3亿元增加到70.3亿元,年均增长6.5%。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1995年的19.7%降低到2000年的13.6%,年均降低1.2个百分点。农村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在普六、普九修学校、修乡村公路等领域,农户的投资多在住房建设上。
(七)农村金融体系发育滞后,农户资金短缺,民间高利贷问题突出
从1998年开始,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在陕西撤并县及县以下分支机构,基本停止了对县及县以下各经济体的贷款。县域经济的资金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邮政储蓄等渠道流入中心城市,造成农村资金短缺。据《财经时报》,1999年,陕西西安地区六县金融机构当年增加存款10.88亿元,贷款减少2.54亿元;2000年增加存款25.91亿元,贷款减少3.66亿元;2001年增加存款22.73亿元,贷款增加4亿元;2002年一季度增加存款7.13亿元,贷款增加1.71亿元;3年多来,国有独资银行存款累计增加66.65亿元,而累计贷款却减少0.49亿元。
农业发展银行目前主要负责粮棉油等政策性物资的收购资金,农业银行则主要服务于大型龙头企业。真正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2000年,陕西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合计352.9亿元,各项贷款合计261.5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为122.1亿元。农民只能得到有限的小额贷款。
农村资金要素稀缺,催生了农村高利贷。据在陕西3县调查农民负债户3年来逐年增加,
2002年农民负债户占总农户的56%以上。农户贷款主要用于农村建房、生产投资以及教育。农民和乡企抱怨贷款难。农村个别地方高利贷活动猖獗。
摘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内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