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来，陕西各项事业虽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改革的步伐和经济发展明显慢于全国兄弟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同自己过去比，有发展，但太慢；有变化，但不大。同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同兄弟省市比，一些经济指标排位后移，差距还在拉大（有些经济指标近几年排位较前几年虽有所前移，但和改革开放初期比差距仍在拉大）。如人均GDP1978年我省为291元，列全国第21位，和全国平均水平比仅相差88元，可是到了2002年，人均GDP绝对值虽已达到5523元，但位次却下滑到27位，下降6个位次，和全国平均水平比相差2474元，差距扩大27.1倍，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也由76.8％下降到69.1％；地方财政收入1978年我省为19.76亿元，居全国第17位，2002年收入达到150.3亿元，位次却下降到第20位，当时财政收入低于我省的山西、吉林、福建、江西、广西、云南等省区前多年已纷纷超过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我省为133.6元，同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排在全国第12位，但到了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虽已达到159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却差880元，在全国排第28位，仅高于甘肃、贵州、西藏三省区；职工平均工资1978年我省为654元，当时比全国平均水平还高出39元，在全国排第11位，但到了2002年，我省职工平均工资达到1035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却少2071元，退居全国第20位，下降9个位次，一反一正差距拉大到2100多元……等等。在这么大的差距面前，我们陕西人不能不认这个账。如果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快主要得益于政策和地利的优势，那么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云南、西藏、广西、内蒙古等省区过去和我们一样落后，甚至比我们条件更差、更困难，他们既没有高科技的优势，也没有发达教育的优势，更没有军工、人才、文化、文物等等优势，但由于他们有开拓进取的思想、强烈的改革意识，不甘落后的苦干、实干精神，现在却一个一个赶了上来，不少省区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已将我们远远抛在后面。陕西“西北王”和“陕老大”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出现了严重危机，这是残酷的现实和客观存在，不面对、不承认是不行的。这不能不使我们反躬自问：陕西落后的症结究竟在哪里？遏制“陕西现象”的突破口在哪里？

　　陕西经济发展滞后只是众多不协调经济现象的集中表现，发展缓慢的原因也许多种多样，但最根本和最致命的原因就是思想不够解放。认真反思，陕西过去解放思想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在一些问题上，解放思想并不像兄弟省市区那样彻底和坚决，而思想解放框框过多，动作迟缓，力度太小，总是处于一种患得患失、被动挨打的地步。可以说基本上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群众渴望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兄弟省市改革的强劲东风在推着、牵着、逼着、拉着我们思想解放。虽然我们一次又一次面对思想解放，但却并未完全打破束缚陕西人思想的那些“左”的僵化的东西，思想解放似乎未触及每个人灵魂。正是这种推着、牵着、逼着、拉着我们的思想解放，使陕西改革开放迈不开沉重的步子，兄弟省市跨着大步浩浩荡荡跑着前进，而我们却像小脚女人迈着小步不紧不慢跟着人家后面走，结果导致陕西发展慢，经济发展自然而然落在了兄弟省市的后面。

　　翻开陕西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哪一份文件及学习资料没有写着思想解放，上下各级领导哪个没讲过思想解放，哪一级政府未办过思想解放学习班或研讨班，哪一期的报刊、杂志上没有思想解放的文章。但问题常常是文件上讲解放思想，遇到实际问题却不解放思想；大会小会号召解放思想，会下却不解放思想；一些领导只叫别人和老百姓解放思想，自己却不解放思想；某些上级部门叫下级解放思想，上级却不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纯粹成为口头禅，成为一种时髦和政治秀，成为门面的装饰品和空洞的说教。由于一些单位、部门缺乏实际行动，把解放思想的口号喊多了，喊滥了，结果喊成了一句空话、套话、官话，把老百姓的心喊伤了，把发展的机遇喊丢了，把改革锐气喊退了，把兴陕富民的劲喊没了，把广大干部群众喊疲了。解放思想不应是空洞的和虚构的口号，应有货真价实的内容，实实在在的行动，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解放思想一定要来真的、来硬的、来实的，要来摸得着、群众看得见的，不得空里来，雾里去。

　　遏制“陕西现象”，实现协调发展，根本的问题是要解放领导的思想，特别是解放党政一把手的思想，使一些领导从过去保守、落后、僵化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只有思想解放的领导，才会有思想解放的群众，才会有蓬勃发展、生气勃勃的各项工作。当前解放思想关键是要求各级党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先要解放思想。一个平民百姓思想不解放，只影响一个人，一个一般干部思想不解放，影响也只是局部，而一个主要领导干部思想不解放，影响的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地区，就会影响到全局，影响到整个社会。人常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就是这个道理。看一个领导的思想解放还是不解放，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他的实践。不能光看他怎么说，而要看他怎么做；“发展是硬道理”，看他能否将本单位、本部门工作搞上去，经济有没有快速发展，财政收入有没有大幅度增加；看人们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看他能否锐意改革，勇于开拓，敢破、敢立、敢想、敢说、敢干；看他是否工作中富于创造精神，敢于迎接挑战，敢为人先；看他是否能任人唯贤，不认人唯亲，用真正有魄力、有能力、有棱角、有水平，真真正正干实事的人；看他是否能以身作则、勤政廉政，做思想解放的先锋和带头人。

　　遏制“陕西现象”，实现协调发展，要害问题是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抓实干，使某些单位和某些人从过去一些实事虚干，虚事又实干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每个领导干部和群众要首先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既重宣言，更重实践，不能将解放思想停留在嘴上，写在报告上，贴在墙上，喊在口号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中。结果，只有心动，没有行动，伤了群众的感情，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所以，没有具体的举措和扎实的行动，空喊口号是不行的。在这方面我们曾有过沉痛的教训。比如我们过去也提过教育奠基、科技兴陕，当时在全国是最早的，比中央的科技兴国战略都提得早，但整整搞了二十多年，由于未完全落到实处，最后并未通过科技来兴陕，至今科技和经济发展还是两张皮，高新科技、发达教育与经济发展滞后的反差依然较大。再比如1992年，韩城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陕西是走在前面的，但后来由于认识不一，结果半途而废，不了了之。相反，山东诸城起步比我们晚半年，但排除各种干扰，没有退缩，而且挺住了，干成了，成为全国一个典型。从上述生动的事例看，过去我们一些工作虽然抓了，但未抓实，虽然干了但未实干。当前，关键是各级干部要力戒浮躁作风和做表面文章，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实事要快干、大干，千万不能虚干、空干，要干就要干好，干到底，干出成绩来。相反，诸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影子工程、花架子工程等虚事千万不能实干，更不能大干。否则，只能劳民伤财，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损失。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已够深刻的了，应当认真汲取，引以为戒。

　　遏制“陕西现象”，实现协调发展，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的优势，使一些领导和群众从过去自命不凡、盲目乐观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陕西经济尽管落后，但部分领导和群众并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实，心悦诚服地承认落后，而是自我感觉良好。老是将陕西的科技、教育、文化、文物、资源、旅游、军工等优势整天挂在嘴上，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自我陶醉，成为炫耀的一种资本。并不是当作一种前进的动力，千方百计发挥其作用，使之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这种优势固然存在，但如果不发挥、不利用、不转化，久而久之，所谓的优势已不再是优势，而恰恰成为人们思想上的一种负担，变成一种沉重的包袱，有时甚至干脆成为陪衬的花瓶和一种摆设。所以，冷静地思索，正确评价和对待现有的优势，从盲目乐观中迅速解放出来至关重要。要群策群力，充分利用它，使之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优势，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遏制“陕西现象”，实现协调发展，重要的问题是要按照干部的标准选好人、用好人，使一些部门和一些同志从过去用人重言轻行以及官本位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陕西历史悠久，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反映在用人问题上，官本位思想较为浓厚，跑官买官者有之，当和尚不撞钟者有之，昏昏终日无所事事者有之，搞形象工程摆花架子者有之，这种现象和陕西目前急需经济快速发展的愿望却格格不入、背道而驰。要遏制“陕西现象”的蔓延，关键是要选好、用好一批真正干实事的人。即要大胆地重用和保护那些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德才兼备、实事求是、有超前意识，为搞活经济富裕一方、敢于冒风险、敢于实践、富于创造性工作、而不搞内耗的干部，要建立一种干好了得功、得利、提拔重用，干不好让位的干部激励机制，营造一种争当改革者，唾弃平庸无功者，痛恨谋私腐败者，打击买官卖官者的社会环境。实践证明，往往用好一个思想解放、勇于开拓、工作政绩突出的人，大家心服口服，就都会解放思想，搞好工作，锐意改革，创出实效；相反，用一个思想平庸、工作一般、靠拉关系、溜须拍马、跑官买官的人，就会挫伤一批作风正派、肯干实干的人的积极性。用人不能光看言行、看资历、看学历，而重要的是要看本质、看主流、看政绩、看发展，谁对陕西经济发展有贡献，就重奖谁、重用谁、提拔谁，否则，降职、处罚，毫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