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部分是媒体报道、部分是与专家的直接电话采访沟通

    美联储预测，未来10年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3%；世界银行预测，2001-2010年，美国GDP增长率年均为2.7%、欧盟为2.4%、日本为2%等。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仍将进一步地缩小。
    当然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也将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任务。例如：1、国有经济要深化改革。2002年底，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资产总量是4.27万亿、占我国工业总资产的50%、占用约65%的工业贷款，却只创造了35%的工业产值等。2、农村市场要启动。目前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65%，但乡村消费品市场却只占全国消费品市场的25%；努力促进农村经济、收入和教育的良性互动和循环，这对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无疑是具有历史阶段的关键性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并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和认真的对待。例如：1、社会风险。收入差距拉大、下岗人员增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可能会孕育着一定的社会稳定风险。2、经济风险。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累积、并且仍在继续增加的不良贷款，可能会对整体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造成一定的危害。

    二、物价走势将呈现较长期的低速徘徊
    80年代，我国出现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但其背景是商品供不应求的宏观环境。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与90年代以来的商品供过于求现象可能有着更大的相似性和继承性。见图2。

    90年代以来，我国的物价走势——通货膨胀，可明显的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92-1996年的高通货膨胀时期；二是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时期。
    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是我国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由于此前我国经济已经持续两年低迷、而且中央政府也缺乏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灵敏的调控手段和机制等，因此在大利好的激励下，我国经济迅即出现一轮过热的建设高潮。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直线攀升。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发布，简称“十六条”，全面、大力度的治理经济建设的过热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三条是：紧缩信贷、开仓放粮和压缩项目等。
    经过3年多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都进入了中长期的合理区间。
    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过热，给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例如整个“八五”时期，我国投资每年平均增长36.5%，远高于“六五”时期的19.5%和“七五”时期的16.5%。林毅夫教授测算，这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增加了两倍甚至更多。
    据原内贸部商业信息中心统计，1997年上半年，在全国605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27.8%、没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这可以看成是我国经济由供不应求——供给制约型经济、全面转向供过于求——需求制约型经济的历史性的开始或起点。同时，它也是迄今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通货紧缩阴影之中的、最重要的宏观环境之一。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在“软着陆”之后，迅即感受到了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
    1998年，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同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增强其贷款的能力。1998-2002年，中央政府共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并带动了3.2万亿的社会总投资规模。
    通过种种扩大需求的努力，1998-2002年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也仅在轻微的通胀和紧缩之间徘徊。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以下四方面因素可能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即：1、需求不足：包括改革使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缺少中意的消费对象，以及投资需求不能有效实现等。2、供给过剩：包括生产的简单重复竞争，假冒伪劣泛滥等；并且资金供给的缺乏有效约束，可能助长了这种倾向。3、劳动力因素：劳动力供给的无限增长、以及其效率的持续提高，可能对价格有着较大的向下压力。4、国际接轨：包括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以及市场化的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等。
    近年来，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中国输出通缩”的较多议论。这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对中国的生产能力及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提高的一种过度的舆论反应。

    三、劳动就业将始终面临较大的压力
    由于人口的持续、迅速增长，因此多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和就业人数也在同步的迅速增加。例如1979年我国城乡就业总人数为4.10亿人，到2002年就迅速增加到7.37亿人。见图3（其中1989-1990年就业总人数有统计口径的调整）。
    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近年也在迅速增加——90年代后半期基本维持在3.1%左右、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上升到3.6%和4.0%，2003年的政策目标是控制在4.5%以内。
    从总体上看，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的就业问题仍将是一个突出和严峻的问题。因为从供给上看，它包括800万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的下岗职工、1.5亿的农村富裕劳动力、以及每年1000万的新增劳动力等；从需求上看，按经济增长速度8%、就业弹性系数为0.15计算，每年能够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仅为1000万左右；也即我国劳动力的供求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口，未来的就业压力将更加沉重。这也是部分学者呼吁我国应当实施“以就业为中心”的增长模式的核心原因所在。

    在就业总人数稳步增加的同时，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和突出的两大特点是：
    1、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化。即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9年的69.8%下降到2002年的50.0%，平均每年下降0.86个百分点；同期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由12.6%上升到28.6%，平均每年上升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在80年代有着较显著的攀升，1997年达到23.7%相对高峰，近两年有所回落。见图4。
    从目前的趋势和国际比较上看，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将持续下降，同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仍将持续上升。例如，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为28.6%、产值比重为33.7%，而发达国家同期的指标分别为60-75%和70-80%；差距和潜力都是巨大和明显的。

    2、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即城镇国有及集体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在大幅度下降，从1980年的99.2%下降到2002年的33.4%，平均每年下降2.99个百分点；同时，城镇个体及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以及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乡村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在经历了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半期的高速增长后，近几年仍然保持了明显的攀升势头。见图5。

    其中在城镇总就业人数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城镇国有及集体单位就业人数的绝对数，都在迅速下降。如1991-1996年，城镇国有及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一直保持在1.4亿以上的高峰，其后持续下降，到2002年下降到0.83亿。其中的核心原因，仍是在于体制的转轨或释放。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和盘整后，我国个体和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比重，仍将会有持续和较大幅度的增长，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
    目前我国就业的严峻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关注。从理论上看，部分失业的存在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可能是非常必要的。包括：1、经济结构此消彼长的蓄水需要。2、劳动力有更充裕的时间更新和提高自己。3、促使在职劳动力更加努力和有效的工作，这也是某种程度的鲶鱼效应等。
    从客观上看，严峻的就业问题对于我国劳动力转变或提高市场观念，可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其前提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四、外资外贸在入世下将有更大的接轨性发展
    从1983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上看：1992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超过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2001和2002年两年，我国对外借款的数额为零，因为同期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规模，并仍然在以每年35%左右的速度迅速增长。见图6。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上看，1983年以来有两个重要的时点：一是1992-1994年三年，接连上了三个百亿美元的台阶。1993年以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就一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二是2002年，达到52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二是“911”以及安然、世通事件，使人们对部分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可能有着更现实的忧虑。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上看：80年代，可能更多的是偏向高级宾馆饭店等；90年代上半期，政策积极引导外资投向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90年代下半期以来，无论是政策还是外商，可能都更关注在技术领域的突破等。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上看，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例如：一批国内企业在海外的上市；政策积极鼓励外商，参与对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并购和资产重组、以及参股入股基金券商等。后者如《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以及第一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国安基金公司的获准成立等。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到2002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4万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480亿美元；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的人数近23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人口的10%；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2%，其中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甚至高达80%。
    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政策的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程度不够；二是 “高国民待遇”与“低国民待遇”的并存矛盾等。例如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还有着较多的行业准入限制等。
    原国家计委发布的《“十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中分析，未来我国利用外资的局面将出现四大变化：重点从引进国外资金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专门人才转变；领域从加工工业为主向服务领域大力推进；方式在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同时，向多方式引资拓展；政府管理将从行政性审批为主，向依法规范、引导、监督转变等。这四方面的总结十分精辟透彻。当然，同时我们还可以加上：利用外资的总量仍将有较长时期、较大幅度增长的未来预测等。
    197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增长，即从当年293.3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6207.7亿美元，增长21.2倍、年均增长14.2%。见图7。

    在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呈现出三方面的显著运行特征：一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如2002年前三甲——广东、江苏、上海的进出口额分别为2254、745和728亿美元，合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0.0%。二是进出口的产业或技术结构在不断优化。如机电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1995年为29.5%、2000年为41.4%、2002年进一步上升到48.2%等。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越来越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着核心性的地位。如2002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的出口额为2027.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6%，占同期我国出口总额的62.3%、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等。
    25年来我国外贸体制的逐步改革，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突破外贸代理制、也即外贸经营权的限制，赋予地方和企业更多的外贸经营权。例如1999年1月、2000年1月以及2001年7月的三次改革，最终取消了对进出口经营资格的审批制度，改为登记和核准制度，从而使得民营经济能够更加顺利的进入外贸领域。
    到2002年底，我国已有4万家私营企业获得了外贸经营权。
    回顾25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最值得一提的可能是1988年王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同时它也因为被政策的高度采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而影响轰动和深远。
    据统计，到2002年底，我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由2001年的4%上升到4.7%，成为全球第五大贸易国。

    五、企业投资将逐步走向主体的市场化平等
    回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投资历史，四方面的显著特征可能会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即：
    一是民营投资的显著增长。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投资主要是国有的投资，集体的投资很少，私营及外商的投资就几乎没有。随着政策的逐渐放开，集体、私营及外商的投资稳步增长。例如据统计，1980-2002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3%，高出国有投资6个百分点等。如果考虑到投资的有效及持续性，那么民间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无疑就应当进行长期的和更高倍数的估量。
    二是1992-1994年，以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连续几年迅速跃上新的台阶，见图8，同时投资观念也实现了较大的突破或转变，虽然同期海南等的房地产炒作，也给我国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三是1998年以来，为了抗击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连续五年平均每年发行1320亿元的国债，扩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全社会投资的增加，以保持社会总需求的适度增长、避免或缓解转轨时期的较大就业压力等。这时期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每年不到3万亿元、到迅速突破4万亿元，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当然，由于政府投资项目的质量和效益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引起学术界的长期争议。
    四是2000年正式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目前已经安排总投资6000亿元。其中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一批水电枢纽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试点等生态建设工程正在积极推进等。这将极为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和改变着，我国的投资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地区架构等。
    当然同时，开发区的建设、创建二板的争议、国内企业的国外投资等等，也都是国内投资界所极为瞩目的问题。
    从创建我国规范的市场化投资体系上看，目前两方面的问题可能具有较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即：
    一是经济主体面临着不同的行业准入制度。目前较常用的数量实证是对东莞市的调查结果。即在东莞市的80个行业中，全部对国有企业开放，而对外资企业开放的只有62个、对民营企业开放的只有42个；这种情况在一些低风险高收益的服务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或严重。
    二是经济主体面临着不同的资源获取能力。例如钢材、能源、土地、上市、贷款等的额度或指标等。据统计，1997-2002年全国金融机构向民间投资者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不到10%等。民营企业主要是靠自身有效的投资和积累，来实现不断的发展和壮大。
    据统计，目前在37个工业大行业中，民营经济的增加值所占份额超过50%的有：有色金属、纺织、家具、化工原料等16个行业。显示出民营经济的强大活力和生机。
    因此，重新有效配置我国现有的生产资源、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益，这仍然是具有较大的制度空间或潜力。同时，我国目前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以及储蓄总额等，为我国投资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或背景。
    当然，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也极大的改变着我国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例如，1998年国家决定实行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到2002年底，全国房地产个人贷款达到7000 亿元，个人购房比重高达95%左右等。这是支持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来持续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居民消费在总量增长中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
    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见图9。

    即从总量上看，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14.5%的较高增长速度，同期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年均增长率甚至达到28.3%的更高增长的水平。
    回顾25年来我国消费特征的衍化过程，我们可以粗略的将它划分为四个阶段：80年代上半期，是农产品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80年代下半期，是普通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逐步、普遍的进入家庭；整个90年代，是生活质量全面和总体的提高，如大屏幕彩电、高档电冰箱、多功能洗衣机等家电开始了升级换代等；进入21世纪，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开始群体出现、并引领时代潮流，同时电子通讯、计算机、旅游等也逐步成为大众化的消费热点。
    从国际通用的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上看，我国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在生活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25年来也是在稳步下降。例如，1980年农村和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61.8%和56.9%，到2002年就下降到46.2%和37.7%，呈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等。
    然而在总体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消费结构，也存在着一系列较大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率或消费倾向偏低。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基本接近80%，而我国一直在60%左右徘徊。其中的原因：一是体制改革，使人们对医疗、教育、住房等的预期支出增加。二是收入差距拉大，使更多支出沉淀或滞后。1995年以来，我国有关机构和学者，基本都测算或认为，我国的吉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收入分配警戒线。三是消费信贷的体系或习惯还没有形成。如美国的消费信贷是企业信贷的两倍，而我国目前仅为10%等。这是近几年我国需求不振、增长乏力、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2、城镇和农村的差距仍然在继续拉大。虽然从1979-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2%，高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7的水平，但是农村收入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六五”时期，其后——除1995-1997年三年，农村收入的增长基本就是明显低于城镇收入的增长。见图10。这导致城镇与农村收入差距近18年来的持续拉大；以及占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与现代化主流的城市经济，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上，都远远不能协调或吻合等。

    3、地区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和明显。1979-2002年，东部对全国GDP的贡献率为58%，中部为28%，而西部仅为14%。即使在实行西部大开发后，2002年东、中、西部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也是分别增长11%、10%和9%，差距明显并且仍在继续扩大。
    虽然为了解决消费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政策在持续做着规范市场体系的诸多努力。如今年全面启动的农村税费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等等，但是，在充分肯定25年成就非凡的同时，我们可能也应当清醒的看到，其中所蕴含着的、诸多的经济乃至社会的矛盾和问题。

    七、财政金融努力塑造市场化的运行体制
     90年代以前，我国财政收入、以及相应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十分缓慢。这是因为同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核心的。1994年以来，我国进行了分税制体制改革，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和预算约束，以及同时由于宏观经济的多年高速增长、“盈而自溢”，因此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从1996年以来持续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见图11。

    1979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8.4%，到1995年下降到最低点——10.7%；此后逐年上升，到2002年达到18.5%的相对高峰。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或说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等的话，那么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已经基本达到了发展中国家25%的平均水平。
    1998年以来，我国重点推进财政支出体制改革，包括部门预算改革、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以及政府采购改革这三个方面，从而形成财政收支两条线改革齐头并进的基本格局。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财政体制主要还是建设财政，公共财政的比重还是偏小。例如20多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在2%以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期30%以上的比重。这在今年发生和应对非典的危机中，问题暴露的更为明显和突出。
    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央政府背上了较重的债务负担，同时其成本收益比也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尤其是2001-2002年的国有股减持政策，可能会受到更多和更明确的批评。
    李扬教授认为，我国财政支出存在着四种越位现象：有些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流动资金等由公共财政负担；各种补贴过多；各类事业费庞杂；以及行政支出负担过重等。三种缺位表现在：对社会保障的支持不足；对社会公益事业供给乏力；以及对城镇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偏少等。
    2001年6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文章《制定财政政策应当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文章认为：制定财政政策存在着三大基本原则——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公平负税等；因此制定财政政策必须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将会造成社会资源低效使用的各种后果等。这对国内外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和意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其具有相应的复杂性和深奥性。
    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从1993年正式和全面启动的。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9-1984年重点的农村土地承包、1985-1992年重点的城市工业体制、到1993年开始的全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顺序和逻辑延伸。
    10年来，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我们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归纳或总结：1993年，颁布《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汇率并轨，同时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1995年，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1996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并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1997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1998年，成立正部级的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和中央金融工委，重组中国人民银行的地方分行——建立9个跨省区分行，发行2800亿元特别国债、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年，建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2000年，实行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2003年，组建中国银监会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1、1993年以后，我国的金融业务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速，同时它也正好是金融机构贷存差和存贷差的一道年代分水岭，虽然从此以后，金融机构的“惜贷”或“慎贷”问题也逐渐突出。见图12。2、1998年，是我国治理整顿金融体系较为集中的一年，这部分也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或安全，更为谨慎和重视。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包括宏观调控体系仍然不健全、以及微观经营主体仍然缺乏应有的活力等。例如：1、我国目前努力构建的是分业经营体系，然而，发达国家已经全面转向混业经营、WTO将使分业经营难以与混业经营相并存和竞争、以及中信、光大、平安等混业经营典型的出现和发展等，使我国的金融体系，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2、在1999年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后，按照刘明康主席的披露，2002年我国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仍然高达26.1%。这或许也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中国金融风险的最大焦点所在。同时它也引发人们，对国有独资的更深的思考和忧虑。3、对于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人民银行很早就确定了较明确和可行的战略性步骤，即：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大额后小额等。而且2000年9月，在外币利率体制的改革上，我国就已经迈出了先导性的较大步伐。然而，由于其与微观主体机制的密切相关和互动，因此常常令人感到重大、紧迫和棘手。
    当然，目前我国金融资产仍然以储蓄为主的失衡结构、近年来保险业务的飞速发展、1996年以来人民银行的连续8次降息、以及WTO外资进入的国际化接轨问题等，也是人们关注金融问题的焦点所在。

    八、资本市场在曲折中艰难的飞速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主体是A股证券市场，可以说是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正式成立以来，所逐步发展起来的。虽然1985年就成立了特区证券公司；以及1986年，小平就向纽约交易所执行主席凡尔林先生赠送了飞乐音响股票等。
    10多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历年发展的主线条是：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股票发行、上市试点在上海和深圳进行；1991年，深圳市政府“调节基金”救市；1992年，小平指示，对股票市场“允许看，但要坚决的试”；1993年，宝延风波；1994年，三大政策救市；1995年，“327”国债期货风波；1996年，大牛市行情，人民日报社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1997年，琼民源造假案披露；1998年，证券法出台，基金开元、金泰发行；1999年，“519”行情，人民日报社论《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2000年，允许三类企业资金入市；2001年，B股投资对国内居民开放，《基金黑幕》披露，固有股减持，清理银行违规入市资金；2002年至今，停止国有股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以及入世与国际接轨的种种举措等。
    1990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猛。如1990年A股上市公司仅有10家，到2002年底就达到了1085家，增加了100倍。见图13。同时A股总市值和流通市值也都有了相应的飞速增长。

    1996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每年的筹资额与前期相比，可说是持续的跃上了新的台阶。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证券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温饱储蓄后、社会有了更多的投资动力。
    虽然机构投资者比散户投资者，可能会具有更大的资金优势，但是2001年基金黑幕的及时揭露，可能会使人们更深刻的认识到，产权制度之于市场经济的更为核心的意义。虽然从1998年创建到现在，我国新基金的发展，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就已经实现了三大跳跃。即总量的跳跃，从封闭式基金到开放式基金的跳跃，以及从国内基金到合资基金的跳跃等。
    笔者坚持认为，导致2001-2002年中国股市暴跌的直接原因，是管理层运用国有股高价减持和清理银行违规入市资金这两项政策，“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努力打压股指的结果。我们的论据是：1、政策本身的蹊跷和荒诞；2、1992年海南房地产和1996年证券市场挤压泡沫的典型政策案例；3、原证监会主席升任央行行长；4、“恐高症”的明确提出等（可参见《2001-2002年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信息网首页《专家视角》栏目，2003年5月）。
    许多人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头上悬有“两把剑”：一是国有股减持。尤其是在2001年10月，张卫星的《非流通股全流通解决方案》发表后，这一观点逐渐成为国内的主流观点。二是入世后的国际接轨。因为国内证券市场的效益指标，无疑是要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同类指标，如以此折算的市盈率指标等。但是，在“一枝独秀”的宏观环境下，我们无疑或应该是有着很多很好的解决方案或应对措施。《中国股市症结在政策机制，而不在全流通》（见新浪财经，《今日导读》，2003年3月11-12日）。
    因此我国资本市场的出路，首先在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政策必须受到民意的约束；其次在于国有股应尽快以净资产为基准，向全体二级市场的股东配售，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流通。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投资者的长期理性投资信心就很难真正建立，或说就缺乏真正建立的基础。
    国有企业由于责权利不能很好的统一，因此经营效益低下，这多年来已为世人所共睹和共识。政策机制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呢？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至少，制约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位，所以才会有1996年和1999年大相径庭的两个社论、顽强持续一年之久的国有股减持政策、以及2001年B股市场对国内居民的开放等（见《对当前证券市场热点的回顾与分析》，新浪财经，2001年12月10日）。
    新一代领导人在西柏坡自费便餐时，是否会想起2001-2002年的国有股减持事件等，所给我国的资本市场乃至政府威望，带来的难以弥补的损失？！

    九、产业发展凸显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趋势
    1979年以来，在经济总量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见图14。

    1979-200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4%，而同期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6%、11.2%和10.1%。即第二产业领衔增长、第三产业紧随其后，第一产业的发展则远远落后于第二、三产业及GDP的增长。这就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25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9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1.2%、47.4%和21.4%；到2002年，则分别调整为14.5%、51.8%和33.7%。即第一产业大幅度下降，第二、三产业明显上升；同时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了50%等。
    分时期上看，第一产业发展最快的是“六五”时期，因为农村承包制的制度性变革；第三产业发展最快的也是“六五”时期，这是对计划经济时代第三产业不足的简单的数量性补差；而第二产业发展最快的是“八五”时期，这是因为同期需求的巨大拉动，以及政府对能源、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大力投资和支持等。
    目前我国第二产业的核心——制造业，已经在世界制造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位。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一大批重要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如钢铁、水泥、数字程控交换机等；同时出口产品中，制成品也占到90%左右的绝对比重等。因此越来越多的舆论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其部分观点似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远景性的接受。虽然历史上英国、美国、日本先后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时，其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分别是50％、40％和20％，而我国目前仅为5%左右。
    同时，我国“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以信息化改造工业化”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如电子和通讯产品制造业近3年来产值和销售收入的增速，一直保持在30%以上，增长速度居各行业之首等。
    目前，发达国家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不到5%、25%左右、以及70%左右等。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将有持续和较大幅度的调整。包括更大量的农村人口逐步流入城市，在不断提高文化、市场素质的同时，参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等。
    在探讨产业发展时，人们常常或必然会提到产业政策。
    战后日本首先广泛推行产业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随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如韩国在60年代末期颁布《工业机械促进法案》、《造船业促进法案》等。
    我国的产业政策也是纷繁复杂。如从总体上看有《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1989年）、《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1994年）、《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199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2年）等。从具体企业上看，它可能涉及小产业政策，如《汽车产业政策》；可能涉及大产业政策，如《“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可能涉及技术政策，如《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可能涉及企业规模，如《中小企业促进法》；可能涉及企业性质，如《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可能涉及地区，如《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涉及外贸，如《关于调整部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也可能涉及一些综合性的问题，如《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等。
    虽然实施产业政策，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成功的例证。但同时，质疑的论据同样是充分和有力的。例如：1、产业的发展讲究协调，落实到具体产业就是要求适时适度。超前或滞后、过大或过小等，都会给经济带来机会成本的损失。是否只有市场才能经过不断和适时的调整，而充分或准确的做到这一点？2、过于复杂的产业政策，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成本损失。如，政府和企业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以进行实施和监控；诱发部分企业造假的欲望和行为；以及给一些“以权谋私”的行为预留了余地或空间等。3、西德战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政府重点关注物价的稳定，其余由企业和市场自由决定，政策并不涉及任何具体产业，同样取得了持久的经济奇迹，而且成功的融合了人口更众多的东德经济。4、日本、韩国等近10年来的经济低速或企业、金融、甚至是经济动荡，我们都可以从中明显的看到，前期政府支持或干预的身影或行为等。
    樊纲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应该注重“扩充”产业结构、而不是“提升”产业结构，这样才能保住和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提升”产业结构，“纲”举的高，“目”就自然张的大和多；“扩充”产业结构，容易有庇护“五小”等的模糊或嫌疑。

    十、地区经济呈现比翼齐飞的新格局
    1979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东部地区开始启动和主要推进的。80年代初期，首先设立两省两市作为经济特区，并赋予其更大的经济自主权；在目睹特区的发展奇迹后，又将特区政策推进到整个东部沿海地区；1988年海南设省，以及沿海发展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提出，将我国以东部沿海为龙头的改革开放战略推到了峰顶。
    80年代上半期，随着东部地区的迅速发展，中西部的发展战略或方向也越来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此处用西部大开发的东中西部省市划分概念，以下同）。其中在这时提出来、并在整个80年代最有影响的，是东中西部的梯度发展理论。它认为，我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应当是东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将因此淘汰下来的落后技术转移到中部地区，后者对中部来说还是先进技术；中部引进东部落后的技术后，再将自己的落后技术转移给西部，后者对西部来说同样是先进技术等等。以此形成我国整体和渐进的发展战略或格局。
    梯度发展理论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中西部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中西部的发展将永远落后于东部等。但反对归反对，面对东部的巨大发展优势，理论界和实践界一时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一直到90年代初期中俄等边境贸易的兴起、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及90年代末期西部大开发的正式提出等，梯度发展理论才逐渐的销声匿迹。
    在整个90年代，我国逐渐的形成了：从东部、到中部和西部，从沿海、到沿边和沿江的整体开放格局。例如，1996年颁布了《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扩大内地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审批权限的通知》；2000年，把合肥、郑州、长沙、贵阳、西安、成都、昆明等七个中西部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但是从发展速度上看，无论是80年代、90年代、还是本世纪的前几年，东部地区始终保持着最快的增长速度。因此它在我国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见图15（1990年以前是总产值的概念）。同期中部地区有明显的下降，西部地区有略微的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的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孔雀东南飞”。即中西部的优势生产资源在不断的向东部流动等。

    近几年，由于西部大开发的提出及大力推进，如到2002年底，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及西气东输四大工程全部开工等，因此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率持续高于东部和中部；东部经济增长率和中西部的差距也开始明显缩小等。这也是我们界定的“比翼齐飞”格局的开始。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指导方针：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等。
    西部后备耕地占全国72％、后备林地占全国54％、后备草地占全国67％、水能资源占全国80％以上等。因此如果通过西部大开发带动了西部、中部和东部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局面，那么我国国力的相应提高程度，无疑将是不可估量的。
    “比翼齐飞”：东部和中西部的比翼齐飞，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比翼齐飞；矩阵式的比翼齐飞。它象征着速度和力量的集中体现——巨龙的腾飞！
    1985年前后，在“百家争鸣”的讨论中，厉以宁教授就明确的指出：“中国的改革，可能会因为物价改革的失败而失败，但是中国的改革成功，必须有赖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谓所有制改革，就是将传统的公有制，改革成为新型的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可逆！”
    经过18年的历史磨练，厉以宁教授的精辟分析，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中，越来越体现出：集中了经济和政治的远见和策略的、旗帜性的指导意义。

　

           作 者：陈明星（高级经济师） 单 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